珠江流域东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人长大以后，如果遇到动荡和惶惑，仍希望重新发现父亲，法很容易的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再次，从公诉权的内容看。当时，法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封建领主、教会领地和城市都设有自己的法庭，对领地的居民行使司法权。

第二，法律监督是检察内在的监督属性的发展，不能将法律监督视为异类。[3]参见谭金土：《法言与法相》，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这些可能出现的矛盾，如能予以正确协调，并正确理解和把握检察的内涵，就会更多地表现为统一性。[10]英国皇家检察总长在案件被宣告无罪时，有权就案件的法律问题提请上诉法院复议。三、检察内涵的中国特色作为高度的抽象，检察的上述内涵在各国皆然但又各具特色，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而检察的属性和职能都是法律监督。

检察官也可指示司法警察继续侦查。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既对被告人履行控诉职能，又负有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的职责。（二）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论纲 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阐述我所谓的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 1.法律哲学的伦理－政治担当 我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伦理－政治，亦即伦理－政治问题是从这样一些成员的视角提出的：在面对重要的生活论争（issues），他们想要澄清他们共同的生活形式为何，以及他们基于何种理想来构划他们的共同生活。

[45]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其不同的部分完全处于不同的时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64] 第二，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也不是片面强调事实上服务于陌生人社会、实质上主要有利于上层社会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自主，而毋宁是要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个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和适当的抉择，当下尤为重要的是，要回应特定群体（如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许诺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67] 如果把上述的经济科学换为法律哲学，并以此来告诫中国法学论者们，其中的意蕴同样是振聋发聩而又意味深长。

在我看来，邓正来对当下中国时代性质的总体把握是值得肯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底层成员尽管与上层成员分享着同样的无干涉自由，但却额外地承受着无干涉的支配（即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支配），亦即没有无支配的自由——或者说，不仅专断干涉不存在，而且本应矫正这种支配的正当干涉（即无支配的干涉）也不存在。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经由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的建构去重新定义中国，同时建构主体性的中国，并据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21]学术乃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作为学者，我们不是任何人的代表（更况论当权者），我们是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在发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将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归于决断论模式，并在与技术统治论模式的对比中，主张一种商谈论的实用主义模式。在《法律人的城邦》一书的后记中，强世功这样描述其思想历程： 从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出发，很容易用权利来解构传统的权威国家体制，那么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构现代国家体制（比如批判法学），而法律人又试图帮助建立现代的国家体制，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说法律人站在‘为个人权利而斗争立场上，那么法律人也必须站在捍卫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的立场上，因为没有 强大的国家权力不可能实现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必须用不自由的法律和权力来保证。

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1页。其次，后文中我将展开论述的强世功和邓正来的法律思想以及我本人提出的所谓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韦伯的启发。更新时间：2007年4月18日15:11:00。

尽管我接到的题目是对魏教授《意识形态、学术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一文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性回应，但我还是想主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我认为在我和魏教授的讨论中潜隐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亦即在当下中国，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法律哲学，以及究竟应当怎样进行法学研究。最典型的是，威权政权的领导人毅然决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引入民主体制。

具体而言，不是要陷入中西对立的或中或西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中，而毋宁是要对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内涵与中国的特殊主义欲求及其理由进行深入研究。用佩迪特的话说，没有干涉也会出现支配，因为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涉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

对后者的权利实现而言，支配却具有负价值）。这种模式不仅超越了价值中立模式而为以解放为旨趣的批判理论开辟了通道，也经由程序主义理念的引入避免了包括决断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模式对实质性价值的欲求。[4]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参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载《经济日报》2001年8月30日。在他看来，后除魅社会的思想特征是漫无节制的此岸性或非宗教性（施特劳斯语），与之相伴而生的价值诸神争斗也带来了价值秩序与生活秩序之间不可化约的、非人格化和客观对抗（哈贝马斯语），进而导致意义的丧失。强调学统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单凭学统就足以调制成医治中国时代病症的灵丹妙药。

就前者而言，我们当然可以在道德上指责部分学者缺乏自律，但是我们更应该探究学术依附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因素。在上述意义上讲，主流法学论式不仅具有形式主义或实证主义气质，而且也具有保守主义、甚或犬儒主义品格。

[37]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而后者则主要是指政治评论者。

引发这种斗争的不是法律秩序的伦理中立性，而毋宁是这一事实：每一个法律共同体和每一个实现基本权利的民主过程都渗透着伦理的印记。换言之，这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不是片面强调无干涉的自由，而毋宁是要看到自由及其实现对其它社会基本益品的依赖，看到无干涉与无支配的区别、特别是看到公正的法律系统所实施的无支配的干涉对于实现无支配的自由的重要意义。

参见John Rowls，A Theory of Justic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 84. [54] J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 Williiam Rehg, Cambrige: Polity Press,1996,p.160. [55] 同前注40。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以下。更有进者，被哈贝马斯称为韦伯的‘正统学生（legitimate pupil of Weber's）和自然之子（a natural son）的卡尔·施密特聆听了韦伯的讲演，并将其合乎逻辑地发展为决断论的政治学说。第五，这样的法律哲学，所关注的并不只是捍卫或保障‘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各种物质性状态，而更为重要的，毋宁是探寻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理想图景。

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一味倒向自由主义的原子主义，也不能一味滑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

[3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页。[43]此外，经过1990年代的激烈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已然形成并渐趋定型： 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看到贫困阶层和广大民众对新富群体所抱持的广泛敌意。

[9] 参见同前注1，第176－177页。施密特的决断论政治理论从在自由主义的霍布斯与绝对主义的霍布斯之间的张力出发，以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时代为背景，最终找到一个以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全权国家取代法治国的政治方案。

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36页。最后，韦伯时代的德国是一个大国在腹背受敌的处境下（东有正在变革的俄国和波兰，西有已经崛起的英国和法国）谋求崛起的国度，其正处于民族国家形成（国家建设）以及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之中，与当下中国的政治处境颇为相似。但是，如果大家的经验认同的话，我们却可以说：我们的确存在着主导法律实践的某种主流法律学说，即我所谓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主流法学——这在晚近的孙志刚案、黄碟案、刘涌案以及物权法制颁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利思维逻辑中即可瞥见。因此，若稀缺资源不是公平开放的，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的不公平感就是对的，不仅是因为其得不到资源本身，更是因为其被剥夺了人的一种基本善。

庞德借用科勒的文明观认为，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相对，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世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单就学术场域而言，由于社会科学场域始终处于权力场域的‘元的支配下，所以它总是面对着其他场域通过学术制度这一中介对其作出的规定、监督和抵御。

总而言之，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初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57]也就是说，在世界结构之下，法律哲学必须应合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基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而形成的那些共同价值观念、文明样式，以及建基于此的国家利益——亦即邓正来意义上的理想图景关照下的主体性中国。

[26] 但强世功真正从他所谓的幼稚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向成熟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其在《迈向一种立法者的法理学》一文的理论建构。‘现在闭上嘴，听我的。